我记得那是202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作为一名律师，坐在调解室里，面对着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妻——李女士和张先生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感，调解员试图缓和气氛，但两人的眼神却像刀锋般交错，似乎随时都会擦出火花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离婚诉讼，而是涉及子女抚养权、财产分割和一桩隐秘家庭暴力指控的复杂调解。我的任务是为李女士提供法律支持，同时确保调解过程不至于彻底失控。
李女士今年38岁，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，外表干练，但那天她的手却微微颤抖。她告诉我，结婚12年来，张先生从最初的温柔体贴，逐渐变得暴躁易怒，甚至在争吵时有过几次动手的行为。她没有报警，也没有留下明显的证据，因为“怕孩子看见，怕丢人”。直到半年前，她发现张先生不仅对她冷暴力，甚至开始私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她才下定决心离婚。而张先生则坚称自己从未暴力对待妻子，指责李女士“无中生有”，是为了多分财产才编造谎言。
调解开始时，张先生率先开口，语气强硬：“我同意离婚，但孩子必须归我，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她一分钱也别想拿走。”李女士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声音平静却坚定：“孩子不能给他，他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怎么养孩子？至于房子，婚后还贷的钱有一半是我出的，我有权分。”调解员试图打圆场，但双方各执一词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
作为李女士的律师，我知道这场调解的关键不在于争吵，而是证据和法律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79条，离婚调解是诉讼离婚前的重要程序，如果调解失败，法院将依法判决。而在这之前，李女士需要证明张先生的家庭暴力行为，以及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合法权益。可问题在于，她没有直接证据——没有报警记录，没有医院诊断书，甚至连邻居的证言都拿不出来。她唯一能提供的，是几段手机录音，记录了张先生辱骂她的片段，还有银行流水显示她多年来为房贷和家庭开支的付出。
我建议李女士在调解中先从子女抚养权入手，因为这是她最关心的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84条，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原则上由母亲抚养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而他们的孩子才5岁，法院通常会优先考虑母亲的抚养能力。我提醒她冷静陈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稳定性，同时指出张先生长期加班、疏忽孩子的事实。果然，当李女士提到孩子因为张先生的忽视而在幼儿园频频生病时，张先生的脸色变了，他反驳说：“我忙是为了赚钱养家，她倒好，整天拿孩子做文章！”
调解员适时介入，要求双方提供抚养能力的证明材料。这时，我悄悄递给李女士一份幼儿园老师的书面证言，证明她平时接送孩子、参加家长会的频率远超张先生。这份证言虽不算决定性证据，但在调解中无疑增加了她的筹码。张先生显然没料到这一招，语气开始软化，但仍坚持房子是婚前财产，不愿分割。
关于财产问题，我向调解员提交了李女士婚后还贷的银行流水和工资单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62条和第1063条，婚后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增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应予分割。张先生辩称房子首付是他父母出的，属于个人财产，但当我追问他是否有赠与公证或书面协议时，他哑口无言。调解员皱着眉，翻看了我们提交的材料，低声与旁边的书记员说了几句。
就在气氛稍有缓和的时候，李女士突然拿出了那段录音。手机里传出张先生尖锐的辱骂声，甚至夹杂着摔东西的动静。调解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张先生的脸色苍白，试图解释那是“夫妻间的正常争吵”。我立刻补充道，根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条，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暴力，精神上的严重侵害也属于违法行为。这段录音虽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证据，但在离婚调解中足以影响抚养权和财产分割的判断。
调解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，最终在调解员的建议下，双方暂时达成初步协议：孩子归李女士抚养，张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；房子归张先生所有，但需支付李女士婚后还贷部分的补偿款15万元。至于家庭暴力指控，李女士表示暂时不追究，但保留日后诉诸法律的权利。张先生虽不情愿，却也知道继续僵持对自己不利，只得签字。
走出调解室时，李女士对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终于觉得能喘口气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清楚，这场调解只是她人生新篇章的开始。法律是冰冷的条文，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故事里，它却是当事人争取公平的武器。那天的调解没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，却充满了无声的较量，而我作为律师，见证了法律如何在生活的缝隙中，缓缓拨开迷雾。
